億策略日本投降后，他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

寻找照片中的TA·抗战胜利80周年｜日本投降后，他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

这张老照片记录的是日本投降后，同盟国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情景。画面中戴着金丝眼镜的，便是中国法官梅汝璈，他代表四万万同胞参加了著名的东京审判。

梅汝璈（左二）在东京审判现场（资料照片）。

1904年，梅汝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姑桥梅村。虽然家境不错，但父亲对他要求严格，年幼的梅汝璈每日需早起捡粪施肥。聪颖好学的他总不忘带上一本英语书，边劳作边苦读。

1916年，12岁的梅汝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（清华大学前身）“留学预备班”。1924年，他赴美深造，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、芝加哥大学，24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。“父亲那代留学生在海外尤为不易，”其子梅小璈回忆，“他们必须付出加倍努力，才能赢得尊重。”

1929年，梅汝璈学成归国，先后在山西大学、南开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复旦大学任教，讲授英美法、政治学、国际私法等课程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坚守教育岗位，不仅传授法律知识，更身体力行地教导学生做有骨气、知耻辱的中国人。

日本投降后，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，美、中、英、苏等11国在日本东京开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，审判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。梅汝璈作为中国法官赴东京参与审判，是该法庭11名法官中唯一的中国人。

东京审判期间，梅汝璈身着法袍留影（翻拍照片）。

1946年5月2日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做最后一次开庭前预演，一场关乎国家尊严的席位之争一触即发——庭长威廉·韦伯擅自将中国法官的座次从第二降至第三，排在美、英之后。梅汝璈当即脱下法袍，严正抗议：“中国受日本侵略最猛烈，抗战时间最久，付出牺牲最大！”他认为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，便没有东京审判，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。“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，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。否则，我只有不参加预演，回国向政府辞职！”梅汝璈态度坚决，最终使法庭调回座次，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利益。

据梅汝璈之子梅小璈讲述，审判期间，父亲面临巨大压力，常陷入情感与身份的矛盾焦虑中。作为中国籍法官，梅汝璈既要恪守法官中立原则，又要维护民族利益。作为四万万中国同胞之一，父亲的情感与诉求和普通中国老百姓是一样的——让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，但其法官的身份又让他必须保持中立。

除此之外，取证困难、文化差异、西方法官的偏见……梅汝璈和中国同事在审判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。梅汝璈常在休庭期间与其他法官深入交流，揭露日军在华犯下的累累罪行。

在最艰难的时期，梅汝璈对海明誓：“若不能严惩战犯，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，惟蹈海而死，以谢国人。”

历经818次开庭，1948年11月12日，东京审判落幕。但最终判决结果让梅汝璈留下诸多遗憾：28名甲级战犯中，除2人病故外，仅7人被判死刑，16人获终身监禁（后大多获假释），1人判20年监禁，最轻者仅获刑7年。更令人愤慨的是，日本昭和天皇竟得以全身而退，完全逃脱法律制裁。

回国时，44岁的梅汝璈头发已经花白。在法官席位之争、起草判决书、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，他尽全力维护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。周恩来总理曾对他高度评价：“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，为国家争了光，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梅汝璈投身我国外交事业与法制建设，担任外交部顾问、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、全国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职。60年代，他着手撰写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》一书，却未能完成。1973年，69岁的他因病逝世。